张左。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张左：坚持只是一种喜欢

（原标题）

　　《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微信公号：百万庄的小星星

　　配药、显影、停显、定影、水洗……这天上午，在《青年报》摄影部那间小小的暗房里，张左进进出出地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中午12点，共洗出了8张照片。在现在数码时代，这样的洗印速度和手法已经很少有人在使用了。

　　这是国家博物馆送来的黑白胶片，一共300多张，都是历史老照片。一半拿来扫描做数字化处理，剩下一半要手工印放出来收藏。由于之前订的一批相纸迟迟没送到，耽搁了时间，他还差40张没做完。尽管对方并不急着要，张左还是有点儿不踏实，“春节了嘛，咱们老话说，不能欠债啊。”

　　正值这个冬天北京最冷的几天，水洗后自然晾干的相纸变得脆且容易打卷儿。他在地上垫起报纸，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一张一张铺在上面，一边晾，一边歪着头来回查看。

　　手工印放出来的照片效果，每张都不完全一样。在做收藏用的片子时，同一张底片，一般人会洗出三四张，从中选个最好的;他做得熟了，正常的底片，先洗出一张样片，再对照着调整出一张，基本就成了。

　　“这张背后那个小房子(颜色)发浅，那张稍微加了一点点，层次就出来了。”他指了指其中一张样片解释说，“其实这张完全就可以交了，拿过去人家也挑不出问题，但我就得重做一张，因为我知道那张更好。其实就是细节，(虽然)只差一点儿 。”

　　从业30年，张左早已从“暗房师”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暗房大师”，诸多摄影家、博物馆的“指定合作伙伴”，经手的名作不计其数。当年，解海龙拍摄的那幅“希望工程”的标志性照片《大眼睛》就是由他制作而成的。

由张左制作的解海龙摄影作品《大眼睛》

　　这些年做下来，因为手艺了得，他得了个“黑白王”的美誉。更多的时候，大家都尊称他一声“左爷”。

　　从二十多岁开始玩相机，自学黑白胶片印放，到后来成为《青年报》摄影部的专业暗房师，左爷经历了胶片摄影大热的八、九十年代，也赶上了2000年后数码技术大举来袭、暗房日渐衰落的萧条时代。如今，大浪淘沙过后，全球最大的胶片生产商柯达公司都破产了，黑白胶片和手工印放已成为了一批摄影发烧友们才能理解的技艺。

　　可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左爷哪儿也没去。他一直待在自己的暗房里，一待就是30年。

　　“这就是命吧。”他说。

“墙上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都是一些标记和字条，因为没处放，索性就这样贴着吧。”张左解释着墙上这些令人好奇的物件。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泥瓦匠

　　因为他出生在反右那年，家庭成分不好，父母索性给他起名叫“张左”。

　　张左在北京长大，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当了知青。两年后回了城，被分到崇文区房管局工程队当了一名泥瓦匠。

　　天天在工地上盖房、砌墙、喝大酒的生活辛苦而又毫无意趣可言，他手巧，又好琢磨，也能从中找一点儿乐子：砌墙容易，砌墙角难，他还是2级工的时候就开始专门负责砌墙角了，这可是5级工的活儿。

　　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刚刚开放，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也是空前高涨。那一阵，单位里有个同事刚买了相机，张罗着要去学摄影。张左也动了心，咬牙拿出一年的工资，又向父母借了点儿，买下了一台柯尼卡的135自动照相机。虽然只是休息时和哥儿们一起到公园里拍拍“到此一游”照，他还真就上了瘾。先是给认识的人拍，然后拍不认识的人，那时候他觉得，这就是摄影了。

　　那时没有老师指点，张左只能自己摸索，这时候泥瓦匠的好手艺派上了用场：只要听说“圈里人”谁家要砌个墙、补个房顶，他二话不说马上过去帮忙，借机结识了不少和他一样的摄影爱好者，再跟人家交流、讨教。他管这叫“用手艺交朋友”。

　　拍得多了，他的技术越来越好，对摄影也越来越着迷。平时白天上班不能拍，下班后天黑了又拍不成，他又攒了一年钱，在家里配上了简易的暗房设备。从此每天一回到家，就拿着自己拍的底片翻来覆去地琢磨，试着自己配药剂、印小样，自己冲放照片。

　　这么“瞎玩了两年”，1986年，张左在一次由北京广角摄影协会组织的区级摄影比赛上一举夺魁，这引起了协会负责人、在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的解海龙的注意。见他一个人能拍能印，人又勤快、仗义，解海龙帮他调进了文化馆，张左从此正式踏入摄影这行。

　　在那个不流行辞职的年代，辞掉一个事业编的岗位是冒险之举——文化馆的编制指标不一定能下来，如果衔接不上，之前6年的工龄就全作废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解海龙的一句话把他点醒了：“你心爱的事业干不了，难道你真的情愿一辈子天天砌墙?”

　　“从那开始就好像命里注定了似的。”张左在文化馆一干8年，专门负责黑白暗房的工作。慢慢做得小有名气，1992年，他被“挖”到了《青年报》，成为了摄影部的一名暗房师。

　　初到报社，张左“特别难受”。冲印新闻图片，不仅数量多，还要求速度快，色调反差大，这都和在文化馆时的节奏、习惯截然相反。为了尽快适应，他尽量多找活儿干，来训练自己的熟练度。从下午4点上班到晚上9点下班，他要求自己不能有闲着的时间。冲印完当天报纸需要的图片，他就义务帮同事们洗照片，或是拿来自己拍的底片，用边角废料的相纸悄悄练。暗房一共才两个人，一年下来胶卷冲了几千个，1000张一箱的相纸用了足足20箱。平均每天至少30张的洗印量，他倒觉得挺乐的：“多好的条件啊!而且那会儿我们摄影部气氛特别好，下了班大家都不走，天天聚在一起聊天、交流业务。”

　　1994年，新华社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新闻摄影比赛，张左负责为中青报摄影部的参赛记者们冲印照片。比赛结果出来，由他制作的图片拿下了一大半奖项，从此，“左爷”的名声一下就传开了。

　　张左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暗房手艺好像有那么点儿得到认可了。

一张刚刚定影完的作品正在进行水洗。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经验

　　在摄影圈有这样一个说法，“三分拍、七分做”：一张好照片，拍得好只是一方面;要成为“摄影作品”，还有七成的功夫都在暗房里。按数码时代的说法，暗房师的工作就相当于手工给照片做PS。

　　暗房放片是对拍摄题材进行二次创作的过程，做得好能提升画面质量和表现效果，但什么叫“好”却是见仁见智。反差大小，影调高低，分寸怎样把握并无量化标准——多数时候，这取决于暗房师的技术和经验，更取决于他们或摄影师对影像内容的理解和对底片的解读。

　　而在与张左合作过的人眼里，他是公认的能把照片做好的人。他的同事、《青年报》摄影部前主任晋永权就曾评价说，张左技术精湛、对自己的要求高，常常带给摄影师惊喜：“让你发现你在拍摄中都不曾发现或者不得不放弃的一些精彩细节。如果没有他，这些细节也许就被埋没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解海龙拍摄的《大眼睛》一夜成名，在新闻摄影圈里，制作出这张照片的张左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注意。

　　1995年，曾采访过波黑战争的新华社记者曾璜慕名找到张左，请他为自己的摄影集《波黑人：战火浮生》冲印照片。这也是第一次有外单位的人来请他放片子。曾璜在美国留过学，自己懂行，对制作效果的要求也就格外严苛，这一度让张左十分心虚。可等到片子全部做完，摄影集出版，曾璜在里面专门提到了他：“张左的工作使我更加相信，很多好的黑白照片是放出来的。”在此后数年里，每每提及，曾璜依然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有两张照片，张左把彩色底片直接放成了黑白照片，“代表了1995年暗房技术最高水平”。

　　2001年，张左为晋永权制作了一组题为《傩》的照片。根据自己的经验，他建议要在图片的艺术视觉上多下些功夫。经过他的处理，《傩公傩婆》中原本一片惨白的天空有了由白到灰的渐变效果，画面的表现力更强了。这组照片在首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展出后广受好评，其中10幅还被法国国家博物馆纳入了收藏。

　　回想起这些年做过的片子，像这样露脸的例子还能数出不少，张左有着几分藏不住的得意，但很快又一脸正色：“我这就是一个熟练工种。要说技术多高，真没什么技术，就是有点儿经验。”

　　在他看来，做照片其实和砌墙是一个道理：来来回回就那么几步，“你从一楼砌到十楼，都是这个砌法，就是看你熟不熟练。”

　　可说归说，真做起来远非这么简单。欠缺的技巧好补，积累的经验却难学。同样的片子，同样的步骤，“别人做的”和“左爷做的”就是两个样，好像也没什么道理可讲 。

　　冲了30年胶卷，他从来不买市场上现成的“套药”，所有药液都是自己配，他早已摸索出了一套“最好的配方”。不同的胶片配不同的相纸，不同的创作主题用不同的影调风格，怎么冲、冲多久，通通都在脑袋里。他也曾把自己配好的药直接给过别人，可对方怎么也冲不出跟他一样的效果，跑来请教，他嘿嘿一笑：“下次记着，冲的时候，标准时间加1分钟。”“为什么?”“你加1分钟就行了。”

　　底片冲出来，打试条、裁画面，最关键是要控制局部曝光。哪里加光哪里减光，各种形状的遮挡工具都有的卖，他却基本靠手——一双大手，手指又瘦又长。在放大机前双手一拢，看似不经意地一比划，该圆的地方圆，该方的时候方，功夫全都在手上。

　　2006年，张左出了本书，以讲解案例的形式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制作经验，至今被许多胶片发烧友们奉为传统暗房里的实战宝典。可也有人说：读了这本书，有时觉得琢磨明白了，有时还是觉得云里雾里了。

　　张左觉得这就对了：“暗房不能讲课，是手把手教的。没什么神秘的，只能多练、多做。”

　　“好多时候还不是手艺的问题，是眼睛的问题。是你的眼睛怎么看待这照片。你的手法全对了，药液、相纸都是最好的，但你的眼睛能不能控制这个照片。”张左总说，玩黑白摄影，讲究的是“前期控制、后期把握”：拍摄时对光影控制的好坏，已经基本决定了照片的质量。后期冲印能做的只是在此基础上尽量把握——这就要求暗房师要具备制作的技能技巧，以及对照片的理解与感悟，二者缺一不可。

　　正因为这样，他也特别注意“练眼睛”，走在路上，“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灰”。红色是深灰，黄色是浅灰，看到什么都要在心里想一想，如果拍成黑白照片是什么效果，应该怎么取景、怎么调光。而每次给别人做照片，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先跟摄影师聊会儿天。聊当时拍摄时的情况、想法，也聊对方的心情、性格，为的是做出最符合对方设想的效果。

“这两张照片的不同就在后面的房檐上，可以再仔细看看，能看见两个不一样的灰色。究竟哪一张更好，我暂时还没有答案，看看再说。”张左皱着眉头说道。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规矩

　　经过一扇特制的转门进入张左的暗房，像是来到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在巨大的黑暗中，一盏老旧的安全灯发着微弱的红光，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化学药剂的味道。外面的光明和喧闹都消失了，在这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时间仿佛停滞了，安静得能听到呼吸的声音，和放大机工作时发出的低鸣。

　　张左伸出手朝水池上方的货架上够了一下，一台老式的收音机开始隐隐约约地唱起歌。在那些漫长的、昼夜难分的暗房岁月里，这是他唯一的伙伴。

　　夹底片、曝光、局部加光遮挡、显影、停显、定影、看照片中黑白灰的影调效果……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昏暗又逼仄的空间里，一个人日复一日地进行着无数次的重复劳作，是怎样的一种寂寞。

　　“真的挺苦的。”张左并不掩饰。

　　那些孤独、枯燥、辛苦的时刻会想些什么?“什么都不想。干净。”他淡淡地说。

　　在他的眼中，暗房的工作看似重复单调，但稍有不慎，一点点偏差造成的损失都可能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做这行最重要的就是心要静，只要放上片子了，就不能有杂念了。

张左把放大完成的作品从自制的立式水槽中抽了出来。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从崇文区文化馆到《青年报》，解海龙和张左做了15年的同事，亲如兄弟。在解的记忆中，张左做事最大的特点就是专注、细心。无论大家玩得多欢，聊得多热闹，只要片子没做完，“他在自己屋里都静得下心来，自己的活儿他都盯着”。

　　解海龙从1991年起开始关注贫困儿童的教育问题，两年里跑了全国十几个省，拍摄有关“希望工程”的纪实专题。那时候他常常一走就是一两个月，每次拍完回来，第一个见的人一定是张左。其他人见他回来，张罗的是一起吃饭喝酒，而张左见到他，最先问的总是片子。什么情况下拍的，想要什么效果，一一问清了，马上就回到暗房开工。

　　因为这份认真，更是这种默契，在拍摄“希望工程”的那些年里，解海龙拍回来的所有胶卷都交给张左冲洗，制作完成后也一直由他保管。“(胶卷)要是没了，或给我冲坏了，我不就白忙活了吗?但是这么多年，他没出过差错，永远让你感觉他那么敬业，那么细心。”解海龙这样告诉《新闻周刊》。

　　在大家眼中，张左技术一流、经验丰富、有职业精神，但他坦承，“都有烦的时候”。他自认是急脾气，手工印放偏偏是个磨性子的活儿，一环一环的哪个步骤都急不得。而且，为别人放制照片，喜不喜欢的都要在暗房里熬着。片子做好了，出了名、获了奖，卖出了好价钱，热闹都是人家的，只有那份单调和寂寞是自己的。

　　怎么平衡自己的内心呢?“谁让你做了这行?我觉得特别好啊，交了好些朋友。”张左说。

　　解海龙说在圈子里，张左是出了名的好人。外面的人慕名而来，他来者不拒;同事朋友请他帮忙，他又常常是分文不取——拿瓶酒，或是吃顿饭，他又交个朋友。

　　这些年来，张左对摄影的热情并没有消减。可暗房的手艺越做越好，来找他做片子的人也越来越多，自己出去拍的机会更少了。许多人都劝他趁早转成摄影记者，收入、地位都比现在高，他却不上心，坚信做暗房是他的命：“我要是转了记者，现在谁知道我张左还会做照片?”

　　每次给别人放片子，他都当成是自己在进行二次创作，但他并不以“手艺人”自居：“就是给人家服务的。”

　　他也这么教育学生：“你要给人家做照片，首先想到的是你是给人家服务的。这不是你的东西，但你得当成是自己的东西来做。”

　　几年前，一位采访过他的记者曾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愿意给当了大半辈子暗房师的张左举办一个展览，专门展出他二十多年来制作过的黑白作品，那将是一场摄影界名家名作的荟萃，将非常壮观。”

　　如果细数这些年和张左合作过的摄影家，便会知道这话并不夸张。他自己却对这样的假设不以为然：“那是人家的作品，不是我的。”

　　可他也有着手艺人的骄傲。有一回，一位胶片爱好者把他请到家里上课，他看见墙上挂了几幅已经做好的黑白照片，直接让人家摘下来：“别挂了啊，伤眼睛!太次，根本就不是黑白片，你们还装框子。”那天，他饭都没吃地干了一天，做出来的效果“把他们看傻了”。

　　他讲手艺，更讲规矩。

　　家里人出去玩拍了彩色照片，他拿着胶卷到照相馆洗，看见工作人员直接用手拿底片。他马上就急了，扯着嗓子跟人家嚷嚷，从此再不去外面的照相馆，“这是规矩。装底片就是一定要戴手套。摸出一大手印子，片子就完了。”多年后说起来，他还有点儿生气。

张左把放大完成的作品从自制的立式水槽中抽了出来。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老古董

　　站在暗房里，张左突然想起来，距离上一次有摄影部的实习生进来跟他学放片子，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2000年前后，报纸出了彩色版，数码相机也开始多了起来。几年的工夫，各个媒体里的暗房一间一间的都消失了。当年一起做手工印放的朋友们全都不再干了，张左和中青报的这间暗房，却奇迹般地留了下来，成了全国“中”字头媒体里的独一份，也成了数码时代人们眼中的“老古董”。

　　时至今日，他也想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留下来的，但是“领导认可”，他就还要接着干。这些年来，报社全都换上了数码相机，他也跟着与时俱进，杵着两根手指头敲键盘，跟年轻人学Photoshop。暗房不用再为每天的报纸洗照片了，他就按照领导的要求，整理报社成立以来存下的近10万张老照片底片。

　　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认认真真地守护着自己的这些宝贝。“这放大机，最起码有40年了!”他说，70年代，报社花7万美金买回了一大一小两台放大机，现在小的那台早已坏了，没地方能修了。大的那台，原本使用的灯泡现在也已经没地方生产了，他就自己掏了1000多块钱，找朋友来改造了一下，换成了现在用的LED灯。

　　可世道终归是变了。

　　2000年第一届平遥国际摄影节上，一半的黑白照片都是他手工放的。可后来有了电脑彩喷，摄影节上他放的照片就一年比一年少了。

　　他也明白数码的好。年初的时候，他去看了摄影家朱宪民在国家博物馆的摄影展，看到了朱公的代表作《中原黄河人》。片中举着碗喝粥的老大爷，身上的袄子一层层的特别清楚。 他一看就明白，这肯定是电脑调了色后，彩喷出来的——90年代初，他曾做过这片子，“靠手工做，是做不出这个效果的。”

　　“特别完美的，肯定是打印的，数字输出的。传统(手工)的东西，一定有残缺。”可他还是喜欢传统的。说起好的黑白作品，他一脸陶醉，眼睛都在放光：“黑的那么润，太漂亮了!看了那个片子，那个享受! 就跟喝了酒似的，特别兴奋!”

　　在他眼中，黑白片看似只有黑白灰三个颜色，却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闭上眼睛一想，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光线什么样，全都重现了，“太美了”。可彩色的呢?太实了，放20年就偏色啦，“黑白的，放100年，永远都是黑白灰。”

　　前些年，解海龙也换了数码相机，黑白胶片拍得少了。他说，他能感觉到，张左是有点儿失落的。“他跟我说，大哥，只要您现在还拍胶片，我给您干一辈子，您别轻易不拍了啊。”回忆起这一幕，解海龙一边说一边从柜子里掏出了十几盒胶卷：“就因为有他，我才囤出这么多胶卷。要是哪天张左不干了，我也就不想拍了。”

　　张左也曾担心过，黑白暗房可能要被数码冲击没了。后来他慢慢发现，在收藏界摄影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发现黑白胶片的魅力，来找他的人依旧络绎不绝。这几年，仍有外面的年轻人来找他，因为看了他的书，想过来跟他学艺。虽然大多都是来玩玩票，他也挺欣慰，不仅来者不拒，还请人家吃饭。

　　如今，再有人问起来，他总说：数字有数字的味道，传统有传统的味道，“不影响”。

　　“拍完照片，数字的当时可以看，可胶卷拿在手里，是有期盼的。得等着拿去暗房，等着放出来，可能曝光非常好，也可能就闭眼了。这种期盼、遗憾特别多，但这就是传统摄影的乐趣。”他对《新闻周刊》说。

　　还有两年，左爷就要退休了。他说，为别人放了一辈子片子，这些年自己也拍了点儿东西，等退休了，就有时间整理整理自己的了。他早早地就让在德国留学的女儿给自己背了台小型的二手放大机回来，琢磨着以后在家也弄个暗房，“想玩了，再配点儿药，自己再做几张片子。”

　　在家里的墙上，左爷挂了4张照片：李振盛的《虔诚者》、吴印咸的《白求恩大夫》、解海龙的《大眼睛》，还有他自己的摄影代表作《重任》。说起过去的这30年，他扒拉着手指数了数合作过的摄影家们，笑了：“我全给他们干过活儿，我多自豪啊!我还图什么?我够啦!”

　　常有人称赞他，暗房已经快消失了，而左爷坚持把这件事做了一辈子。可张左说，他没想过使命感，也不懂什么是坚持。“都说坚持、坚持，有什么可坚持的?你喜欢你就做，干嘛要鼓动坚持?到最后，说坚持的都没坚持。既然你都喜欢这个了，怎么叫坚持?坚持只是一种喜欢。”